梁乃津教授学术思想探讨
发布时间：2021-11-25
作者：黄穗平、徐蕾，发表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年11月第25卷第6期
梁乃津（1915~1998），广东南海县人。梁乃津教授从事医教研工作50余年，治学严谨，精究医理，临床经验丰富，在国内较早提倡中西医结合，擅长用中医药治疗内、妇、儿科疾病，尤其在治疗脾胃病方面有独特经验和卓著疗效，曾发表多篇学术论文[1- 6]，其弟子亦在各类中医杂志上介绍其临床经验[7-27]。现试将梁乃津教授学术思想归纳如下。
一、主张经典医籍和后世各家学说并重
梁乃津教授一生潜心研究中医基础理论，他认为，中医经典性著作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必不可少的，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几座光彩夺目的丰碑，也是奠定中医理法方药的代表性著作。他自入医门始，便潜心研读《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籍，并在学习中颇有心得，融会贯通，谙熟阴阳五行学说，重视中医学的整体观、辨证观，并一直用于指导临床。他根据五脏相关从肝论治脾胃病，根据邪正关系采用标本兼顾治疗疾病等，往往得心应手，屡用屡效。同时，梁老尊古并不泥古，曾说过： “医经确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更有不尽之处。这就需要后世之修正、补充、完善和丰富。”他认为，宋金时期之后，百家争鸣，名家辈出。新学论肇端了北宋庞安时之寒毒学说；金元四大家如刘完素的火热论、
张元素的脏腑病机论、李杲的脾胃气之源论、朱震亨的阴常不足论，还有清代温病四大家叶桂、薛雪、吴瑭和王孟英等新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使整个中医学术诊疗体系得到突破和飞跃。梁乃津还十分推崇民国和建国以来如张锡纯、孔伯华、施今墨等吸取新知的中西医结合杰出者，并对以上医家的学说潜心研究，集各家之长，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
二、提倡中医药为主，并重视中西医结合
梁乃津教授中医基本功扎实，谙熟四大经典和后世各家学说，同时注意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医学的先进理论和手段，一贯主张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他非常推崇近代名医张锡纯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表过数篇有关中西医结合的论文，倡导中西医理论应互相验证，互为弥补，取长补短。尽快利用现代科学手段以发展中医，提高中医，完善中医。梁老在临床中除了以中医传统理论为指导，采用中医的四诊手段对疾病进行辨证施治以外，还往往结合西医诊断，并根据疾病的基本病理和中药传统药性与现代药理学而遣方用药。例如，在治疗慢性胃炎之胃脘痛时，除了辨证施治外，还根据胃镜及病理检查是否伴胃黏膜的溃疡、出血点、息肉、异型增生和肠腺化生等，选用具有改善胃黏膜血液循环、消除炎症细胞浸润、防止组织异常增生的活血祛瘀药，如三七、血竭、莪术等；根据是否有幽门螺杆菌（HP）感染，选用具有清除HP作用的清热解毒药，如蒲公英、黄芩、人工牛黄等。他认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临床新思维，并不违背中医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精神，而是克服了传统中医对疾病微观认识不足和辨证思维方法上的某些局限性，也弥补了西医对疾病过程中机体整体反映及动态变化重视不够的弊端。他融会中西医之长于一炉，从而大大提高了临床诊疗水平。梁老一直认为，中医与现代医学结合更能显示出优势，主张中西医双方应该围绕着认识疾病、提高疗效这一共同目标，从实践中检验各自的理论与方法的长短，为创造新理论、新疗法而奠基。
梁乃津教授不但在临床中积极研究中西医结合模式，而且对中西医结合的教育工作也十分关注。他曾多次撰文探讨中西医结合教育的思路和方法，认为自开办中医学院以来，中医入学均统一考试，中西医的培养条件比较接近，新一代的中医学者在中医的医疗和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不但要组织西医学习中医，也应该根据条件，组织中医学习西医，从另一角度培养中西医结合的骨干力量。不要顾虑中医学了西医就会丢掉中医。中医学习西医应着重在基础理论及其实验手段方面，尽量学得透彻一些。他始终认为西医学习中医和中医学习西医，是造就中西医结合骨干队伍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这两种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由于成长过程的不同，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以及逻辑思维的方法就会有具体的差异，在科学工作中，有种种不同倾向是大好事。总之，在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要重视中医理论。两种医学的结合不是以一方强加于另一方，或者以一方否定另一方，主张求同存异，尤其要重视存异。中医学若失去自己的理论特色连生存都成问题，更谈不上中西医结合了。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现时正在进行的中医药现代化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强调病人为本、疗效为先，主张多种治疗方法的结合
梁乃津教授一贯奉行病人为本、疗效为先的行医宗旨。他认为业医之目的，根本在于以高效快捷的手段为患者解除痛苦、挽救生命。因此，治疗宜多方法、多途径，不必拘泥于中医与西医界限。他极力主张治疗方法要“三个结合”：（1）中药与西药结合，即在以中医药为主体的基础上，对危、重、急之症，有必要地结合使用应有的西医药，以取西医药之长补中医药之短。如对胃脘痛并发呕血和黑便者，结合使用西药以止血和抑酸；对胸痹之真心痛者，结合使用西药以扩张冠状动脉和镇静止痛。（2）整体治疗与局部治疗相结合，即可通过内服或注射法给药，对某些病症还可结合局部用药法，如外敷法、灌肠法等。（3）药物疗法与非药物疗法结合，即在使用各种药物的基础上，结合使用如针灸、按摩、物理疗法、体育疗法、饮食疗法、心理咨询以及现代科学介入疗法等。梁老的“三个结合”临床思维的本质是以病人为根本，以疗效为中心，形成了对疾病较为合理的诊疗体系，对当代中医院的临床工作仍具有借鉴意义。
梁乃津教授对中药剂型的使用颇有体会。除了汤剂之外，还结合使用丸、散、片、胶囊、浸酒等剂型。他所擅长治疗的脾胃病多为慢性病变，反复发作，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治。使用中成药不但简便易服，适合家庭备用，而且量少效高，节约药源。因此，梁老针对各种疾病的主要病机，根据其积累的经验研制了各种剂型的新药，如胃乃安胶囊、金佛止痛丸、胃爱片、梁氏抗风湿冲剂与酒剂等，方便了患者使用。同时为了克服固定的药方不能随症加减、有局限性的缺点，梁老采用汤剂与成药合用，长短互补，其研制系列中成药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对剂型改革意义深远。其中胃乃安胶囊和金佛止痛丸两项科研成果获得198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并由广州中药一厂生产为中成药，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擅长治疗脾胃病，亦专于治疗疑难病
1、治脾胃病
梁乃津教授尤擅长治疗脾胃病，认为慢性胃炎的主要病机是脾胃虚弱，气滞血瘀，热瘀湿困。辨证论治主张从肝脾胃入手，遣方用药往往通补并用，标本兼顾。他认为， “调肝理气是遣方的通用之法，活血化瘀是遣方的要着之法，清热祛湿是遣方的变通之法，健脾和胃是遣方的固本之法，其他治法是遣方的辅助之法”[10]。运用该理论指导治疗疑难脾胃病患者，屡获奇效。镇痛丸、金佛元芍汤均为梁老治疗慢性胃炎之验方，被后辈用于临床，每奏良效[9，27]。萎缩性胃炎是胃癌癌前病变之一，梁老临证强调本病“疼痛多为虚实挟杂，治当通补兼施；痞满多属寒热错杂，治宜温清并用”[20]。
梁老治疗胃脘痛强调“辨证为主，证病结合；其痛在胃，其系肝脾；调治肝脏，以安胃腑；胃脘痛证，虚多于实，实在寒、热、气滞，虚在脾胃虚弱，胃阴不足”[8]。如1989年，患者周某因胃脘痛屡治不效，体重持续减轻，胃镜检查诊断为“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辗转求治梁老门下，处方如下：黄芪、党参、白花蛇舌草、白芍、谷芽、麦芽各30g，郁金、佛手、延胡索、川厚朴、乌梅各15g，半枝莲20g，三七末（冲）3g。水煎服，连服4周，胃脘胀痛明显减轻，胃纳增进，舌苔薄白，脉细弱。继用健脾养胃、疏肝理气、活血化瘀为法。处方：黄芪、党参、白芍各30g，沙参、麦冬、郁金、佛手、延胡索各15g，三七末（冲）3g。并随症加减，配服胃乃安胶囊，连服4年半，病人症状消失，体重增加，胃镜复查及病理活检结果示“慢性浅表性胃炎”。继续服用胃乃安胶囊以巩固疗效。本病例病机属本虚标实，以脾胃气虚为本虚，气滞血瘀、湿郁化热为标实，故治疗着重清热祛湿，兼以健脾益气，待湿热已去则滋补通三法并举，守法守方。
梁乃津教授治疗消化性溃疡经验丰富，擅用清热制酸护膜止血法，以大黄、海螵蛸、白及、珍珠层粉等为基础方，结合辨证配伍，强调“配泻火降泄药，治热伤胃络出血；伍活血祛瘀药，治胃络血瘀出血；佐补气养血药，治气随血脱出血”[21]。而对于老年胃溃疡的治疗，梁老强调其“本为脾胃虚弱，标系气滞血瘀，治以健脾养胃，行气活血清毒”[17]。 1990年，患者曹某因饮食不当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并幽门梗阻，反复胃脘疼痛并出现恶心呕吐症状，各大医院中西医治疗均不效，请梁老会诊。处方：黄连、橘红各10g，竹茹、法半夏、枳壳、郁金、佛手、延胡索各15g，蒲公英、白芍、海螵蛸各30g。嘱其稀粥饮食，服3剂后胃胀痛欲呕吐缓解。再服原方7剂，病人胃部症状消失，但见口淡，舌淡红，苔少津。辨证为气阴不足，气滞血瘀，改用太子参、党参、白芍、海螵蛸各30g，沙参、麦冬、郁金、佛手、延胡索各15g，三七末（冲）3g，珍珠层粉（冲） 1支为基础方，并随症加减，再服药1个月，胃镜复查显示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愈合期。本病例标实为急，本虚为缓，故先行清、通、降三法治标，待标实有减则标本兼顾，通补并用，通而勿伤，补而勿滞。
对于单纯性便秘的治疗，梁老根据大肠性喜润泽，传导糟粕以通降为顺的特点，认为中医药治疗本病应以油润滑肠，行气降气为主。常选用火麻仁、郁李仁、柏子仁及枳壳（或枳实）、厚朴、木香（或沉香）等，结合辨气血阴阳虚实加减治疗，取得较好的疗效[24]。
2、其他消化系统疾病
梁乃津教授擅用清热通腑法治疗胆石症并发症，认为胆为奇恒之府，内藏清精之液，以通降下行为顺。肝与胆相表里，肝主疏泄，参与胆汁分泌与排泄。倘若情志所伤，外邪所犯，则肝胆失于疏泄；或饮食不节，脾伤湿生，妨碍肝胆疏泄；肝胆气机失畅，泌泄胆汁阻滞，气血胆汁结聚不散，积于肝胆发为胆石[14]。
梁乃津教授认为，肝硬化多为感受湿热蛊疫之毒，或长期嗜酒及肥腻，以致脾失健运，肝失疏泄，湿生气滞，血运不畅，肝脾脉络血瘀而发病。辨证着重于调肝健脾，行气活血，清热祛湿。梁老辨治本病失代偿期所出现的腹水、上消化道出血及肝性脑病昏迷等颇具特色：消腹水，利水消胀为主，兼行气活血补虚；治出血，收涩止血为先，或泻火养阴益气；醒肝昏，芳香宣窍宜早，并清热化痰辟秽[12]。
3、杂病
梁乃津教授运用中医药治疗杂病亦每每奏效。认为杂病的治疗要辨证准确，初病在经可行气活血，久病入络脉必化痰祛瘀通络，在治疗上配虫类药通窜搜络祛瘀，攻补兼施。其弟子[26]总结了梁乃津教授临床使用虫类药的经验，如治疗顽痛证（血管性头痛、类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骨质增生、慢性咽炎急性发作等）。梁乃津教授告诫后辈，若滥用误用虫类药，则有可能出现各种毒、副反应以及过敏反应，所以，不宜用量过大过久；对体弱老幼、过敏体质者慎用；若发生不良反应立即停用，并要积极处理[13]。对于前列腺肥大，梁老认为乃肺脾肾虚，湿热瘀阻所致，治疗强调益气化瘀、虚实并治，内外结合、食疗同治[16]；慢性阻塞性肺病本属肺、脾、肾虚，标乃风痰瘀阻，治标以风痰为先，固本以补肾为要[25]；老年病病机特点是脏腑虚损、阴阳失调、气血亏虚及痰瘀阻滞，具有本虚为主，兼夹标实，正虚易致邪犯，邪犯加重正虚的内在联系，主张治疗应补虚为主导，祛实慎攻伐，缓急辨分明，标本同施治[12]。
梁乃津教授治病善于将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遣方用药往往通补并用，标本兼顾。治疗手段多样，根据病情需要采用外敷、灌肠、针灸、理疗等局部给药方式，必要时运用西药。梁老不但诊治脾胃疾病疗效卓著，对肠道疾病、老年病、痛证等多种疑难杂症均有独特的经验，值得中医后学者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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